她是国内第一个被禁拍的制片人

采访、文：妍如玉

拍摄：安宁

耐安可能是中国最“坎坷”的制片人。

第一次担任制片的《周末情人》经历送审、修改、再送审、再修改的循环，3年后才小范围放映；《苏州河》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未能过审；及至今年4月，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又再次面临审核问题险被撤档，经协调修改，才得以如期上映。

在2006年时，还因为一部《颐和园》，耐安和娄烨导演一起接受了“五年内禁止拍片”的处罚，她也成为国内第一个被禁拍的制片人。

这样的打击足以击垮任何一个坚强的人。而耐安是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重复两个动作：被按下、站起来，再被按下、再站起来……多年来扎根在文艺电影幕后，她遇到的困境和承受的压力远非一篇文章说得完，但耐安挺住了，并且扛过来了，她说这些经历让她对生命多了一层理解——接受现实，并在现实中不断寻找出路。有一句俗话用在耐安身上很合适，“办法永远比困难多”。

在那个不靠“龙标”靠“指标”的电影时代，耐安与娄烨一起成为了国内最早独立电影的尝试者。作为娄烨导演近三十年来的御用制片人，她找过国内房地产商，也跑过多个国际电影节拉到国外投资，甚至，她还去做过演员，用自己的片酬来维持艺术创作的艰难时刻……

“其实导演和制片人有些类似电影的父亲和母亲，在我概念里完全没有‘我是在为这位导演（付出）’，大家分工不同而已，因为这同样也是我自己的作品。”

她是一个习惯居安思危的人，在做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件事情之前，都会考虑的很多。早在“五年禁令”下来之前，她已经考虑过所有可能出现的后果，以及需要为承担这些后果所做的准备。

“五年又拍了两部，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就是在这五年里面拍的。其实在（五年禁拍）开始之前，我的思想准备远比我真正面对这件事情，或者后来进入这五年要严峻或者复杂的多，当得到通知的那一刻，反而坦然了，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不如就踏实做自己该做的吧。”

近两年，耐安已经把工作的重心从娄烨身上转向更多年轻的导演，这源于她和娄烨三十年前的一个愿望，就是“当有一天我们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新导演。”无论是耐安还是娄烨导演，还是他们的团队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完全可以应对作品从孵化、创作、拍摄、营销等一系列问题，“他其实也可以不需要我了。”换句话说，“前半生遇到娄烨是我的幸运，希望未来的工作中，能够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的导演，哪怕能够出来一个我就很满足了。”

M：跟您合作的资方，一般是多次合作？还是一锤子买卖？

耐安：只能说大部分合作伙伴，我们都期待有机会再次合作，甚至能够多次合作。合作一定是双向选择，而且跟每个项目的需要和合作伙伴的诉求相关，电影制作是一种有专业要求的工作，仅靠个人意愿维系还远远不够，每一次选择都应该做科学和理性的判断与决定。

M：据说您会事先问资方：此次投资会不会影响他们生存之类的问题？

耐安：这好像是没有办法问的，我当然会提醒投资方可能的风险，但有时候你仍无法预知所有。合作首先是他信任你，你也必须信任他，彼此精诚合作，相辅相成。谁都有可能遇到不可抗力，按理说你应该有能力帮到合作伙伴才对，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我考量可不可以跟对方合作的因素。我的工作，是尽量保证不出事，或者出事了有办法解决，需要提前准备保险措施、预案，这是作为职业制片人的基本素质。

M：您是怎么说服投资人来支持您的作品？

耐安：就是拿着项目跟有钱的人聊呗，起初不管行业内还是行业外，都不得不去接触，后来会有意识地选择跟专业的电影投资机构合作。

我不认为自己在说服投资人方面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你体现出来的专业性才是制胜法宝。首先他得相信你，这需要通过沟通来获得；其次，你提供的内容应该能打动别人，同时让对方认为这东西是有水准的，我觉得至少是这两点。以及在之后合作整个的过程中让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能力，信任你和你的团队，资源自然就会越来越丰富，可选择的合作对象也会越多，而钱多钱少也许并不是成就一部影片唯一重要的。

M：您与导演或者资方大多是什么样的合作相处模式？

耐安：这问题我回答不了，集各种之能势吧，因为什么样的情况都有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不行的时候，照样该发火发火，该骂娘骂娘，该掰面掰面，什么都有可能，但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作品好。我现在就算跟你掰了，只要这个片子好，你回过头来会明白，大家都明白，绝大多数是这样。

M：在您的职业生涯中，总是会遇到困境，但最终也都能迎刃而解。

耐安：真不敢说最终都能解决，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，比我能找到办法的制片人也多了去了，只不过我们的路径、目标、方式不一样，你理解我说的……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而已。所以不只是我在试着想办法，人的一生永远都有困境，这是我对生命的理解，你需要不断地寻找出路。

M：选择做文艺电影，也是您对生命理解的一种方式？

耐安：艺术电影的作用和意义远远不止一部影片本身蕴含的内容，所有优秀的作者电影，应该对电影语法和电影工业的进步有所贡献，所以这种具有探索性的努力是每个电影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，既然我有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不想把它浪费了。我觉得必须有人，有识之士们，能够为艺术电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而且我选择做艺术电影，并不等于我没兴趣尝试商业电影。

M：制片人最核心的能力都有哪些？

耐安：有卓越的眼光寻找并发现有才华的人，这比找钱更重要。在我看来艺术家的才华是最重要、最宝贵、最有价值的，如果你能找到这个，现在流行那句话就是“宝藏”导演，还愁找不到资金吗？假设说有这样一个“宝藏”在你手上，你还没法帮他完成创作，那你还是别干制片人了，真的。

M：所以娄烨导演是这么多年来您的一个宝藏？

耐安：娄烨是不是宝藏我说了不算，只要还有观众认为他是，那他就是，无论持这种看法的是一个人、十个人还是一百个人。

M：早期您把自己演戏的片酬都给了娄烨导演拍戏？

耐安：不是给了娄烨导演，是给了娄烨导演的片子，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

M：什么样的情意才会让你牺牲这么大？

耐安：搭档的情意，这难道不是合作伙伴之间应该做的吗？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合作，虽然我跟好几位同学或者导演都合作过，固定下来就是娄烨。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挺好，为解决困难我去拍戏，挣了钱，然后全部投到影片中，于是不由自主变成了一个投资人，所以最后还是给我自己了。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，只想着尽己所能，全力以赴拍出一部好作品。

M：近些年能符合您心中“宝藏”程度的导演还有吗？

耐安：比较宽泛来说，年轻就是最大的宝藏，年轻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。从帮助的角度而言，不应该以这个来衡量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扶持新导演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更具意义，只要是对人类、对电影有用的，都是有价值的。

M：现在更多的工作精力已经放在了培养新人上？

耐安：其实我跟娄烨三十几年前都有过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当有一天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帮助比我们年轻的这些导演。这些年我们都有意识的在做这方面努力，断断续续一直坚持着，贯彻在我们每一部作品中。我本人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年轻导演的作品上。

M：年轻一代的创作母题，好像不如前辈们，比如说第六代导演们，那么有沉重的历史记忆感。

耐安：我觉得这不能怪他们，而是时代（的问题）。且不说前辈，光是我们这一代，在40年政治、社会和历史格局的跌宕起伏中成长，即便没有参与其中，也会被历史洪流裹挟。80、90后经历过啥？舒舒服服，天天也就家里这点事、学校这点事，能怪他们吗？我们这一代人，很大一部分生命财富是时代赋予的，想不想要，都哗哗哗砸过来。后面（的年轻一代）会更自我，但如果你真有才华，心性足够丰富和细腻，就拍那点自我认知，以小见大，带着你生命里所有的记忆和思考，我觉得照样可以成为大师，没有问题！

M：在国内，有什么比较可行的方式能让这些没有资源、没有钱的年轻创作者完成创作？

耐安：有，比如把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些人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你自己编写出来的，用最少的投入，用你唾手可得的资源和方式来表达你自己。我觉得至少现代科技很大程度上已经给了这种可能性，不像我们以前拍电影必须得买胶片，租摄影机，送洗印厂，现在手机和电脑就都可以解决。我真的见过2000块钱就拍一个电影，还入围了柏林（电影节）的论坛单元。当然这得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你说是必须的吗？也不全都是的，它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式。

M：您选择帮扶和培养年轻创作者们的标准是什么？

耐安：遇到前来求助的年轻导演，我基本是能帮则帮，但是能帮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得看情况，看你呈现的东西。像杨明明的《柔情史》，就是我在那段时间看了不下十个剧本中成色最好的，所以需要有一个前提或者基础才有可能合作。我要看都看不下去，对不起，请你继续工作吧，我愿意给你提出剧本意见或建议，你再去改、再去写，这是我能够给予你最大的帮助和最真诚的帮助。

M：遇到娄烨导演的电影一定还是首选吗？

耐安：不，本年度从工作计划和安排来说不是他的。

M：假如年轻人想做制片人，您怎样“传帮带”？

耐安：这必须要有一个考察的过程，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败下阵去，坚持不下来。第一，身体要足够好，要扛得住、熬得住；第二，心理素质要比导演强，如果想保护好导演，让他能不分心保持一个基本良好的创作状态，很多事必须由你来扛，你要比导演更坚韧、更坚强、更坚定；第三才到脑子好不好使，还有才华，才华主要体现在你的眼光和与导演一起工作的能力。光有眼光还不行，如果跟导演工作不起来，你说的他不接受，他说的你也听不明白，你帮不到他，就完蛋了。所以，得看缘分，总体来说是一个蛮庞大的工程。

M：一个制片人成功与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？

耐安：应该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制片的作品成功不成功。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工作方式，不管你跟这个导演合作了一辈子，还是每次合作都换了一个导演，只要作品是有品质的，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制片人。

我觉得一切还是作品，合作过程中那些对电影来说无效的工作和人际关系，在我看来都不重要，我也不希望把工作局限在狭隘的个人感受里面。个人观点，对于电影，最后能够留下的、值得人们去讨论它的艺术价值的，只有作品。

M：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变化，对电影有怎样的影响？

耐安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，一，电影史的发展，往往在社会和经济状况特别不稳定的阶段，恰好是娱乐业或者电影业蓬勃发展的时期，表面看找钱似乎会有困难，但同时刺激产生了更多艺术上的可能性；二，经济状况特别好，热钱特别多，就像前几年，让很多人终于都找到钱去拍电影了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大量垃圾作品的出现，会污染行业和市场。只能接受现实，在现实中寻找出路和机会，我觉得永远都是这样。

M：这两年电影行业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寒冬期，您怎么看？

耐安：对，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所谓寒冬仅仅是经济形势导致，更多还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。既然生在这样的时代，我觉得你要是足够优秀的话，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去战胜“寒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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